另外，《两个油漆匠》中当城市人以为猴子与阿力要自杀时，从警察到记者，他们对于猴子与阿力的关注始终是站在城市人对乡村人的俯视的同情的角度，他们始终缺少精神上的对等的交流与理解，对话双方始终处于一种误读状态，最终导致并不想轻生的猴子失手坠楼。《儿子的大玩偶》中周围人对坤树的调笑与蔑视无疑包含着“城市人”对来自乡村的坤树的“身份”优越感，而这优越感正来自于“城市”所包含的相对于乡村的制度与文化层面的优越，坤树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广告人”的职业，不仅是为了物质上摆脱贫困，更深层中还包含着渴望真正跻身城市话语主流，获得来自城市权力秩序的认可，当这种意识形态的认可需要以人的本真属性作为代价时，坤树陷入精神的失衡与选择的错乱、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生存悲剧不可避免地凸显。《锣》中的憨钦仔的生存遭到象征现代工业文明的“扩音机”的威胁，但是不难发现小说中关乎憨钦仔生存的最直接的因素是来自象征权力的“公所”，公所干事寻找憨钦仔打锣使得憨钦仔绝处逢生，憨钦仔在“公所”小心谨慎，不难看出乡村传统小人物在现代“权力秩序”面前的卑躬屈膝，而最后憨钦仔的悲剧最直接因素也是来自于现代权力机关公所干事的严厉而不加说明的喝止，使得憨钦仔最后的希望也成为泡影。

　　“城市”在此拥有着凌驾、支配乡村的“优越意识”，来自乡村的小人物在这种无形的支配中陷入不可超越与摆脱的宿命，尽管他们始终充满生命的韧力、乡村泥土的淳朴气息，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明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的交织下遭到无情的消解，而陷入普遍而必然的悲剧中。

　　三

　　转型期的社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单一封闭的空间状态已经被打破，游走在城镇与乡村间的小人物将城乡联系起来，因而作者关于他们的悲剧书写便有了城乡一体叙事背景下，社会问题书写的意蕴，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应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社会问题小说的一种承续，但是在此时蕴含城乡权力秩序的冲突导致的悲剧无疑又是转型期台湾悲剧书写的一种突破，这与以后九十年代发生在大陆的转型期社会悲剧有着某种相似，都对“城市”的书写与想象发生巨大改变。

　　注释：

　　[1]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第455页。

　　[3]黄春明：《<莎哟娜啦·再见>再版序》，台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年。

　　[4]刘登翰：《台湾经济转型期的乡土眷恋和都市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一面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4期，第14页。

　　（作者介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